工业“大迁移”新问题：“集中治理”或成“集中排放”

工业“大迁移”新问题：“集中治理”或成“集中排放”

“集中处理的技术和能力都不是万能的，由于责任不清，导致对预处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实际上带来的是污染集中排放、环境集中污染。”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原本是“集中治理”，变成了“集中排放”。这是中国各类工业园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这种将工业企业向工业园汇聚的趋势仍在持续，污染风险正在加大。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这种现象已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李敦瑞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环境管理》上撰文表示，工业“大迁移”容易形成大量的废气排放集聚地，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时成为重污染天气加剧的“发源地”，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与自然作用的叠加都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此前多位专家表示，“工业企业的集中带来污染源的集中，污染物的排放规模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大大增加。”“一些工业园区盲目扩张、粗放发展，环保监管薄弱，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问题同样存在。有专家表示，“雾霾污染的高聚集区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与这两大经济增长极相连接的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是其重要原因，产业转移加深了地区间经济与污染的空间联动性。”

        李敦瑞等专家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工业生产发生的“大迁移”对经济社会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它所带来的工业污染扩散，势必促使重污染天气加剧。

        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工业生产的空间布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本上呈现出经济发达地区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下降，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上升的态势。

        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下降最为明显；北部沿海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虽然下降幅度不大，但是它所包含的京津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近年来持续下降；而南部沿海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尽管近几年比重有所回升，但相较于十年前也有明显的下降幅度。

        在其他五个区域中，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比重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长江中游的工业销售产值在10年间上升了6个百分点以上，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南均成为承接工业转移的大省；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虽有所下降，但是新疆、甘肃、吉林等地近几年也都大量地承接了来自发达地区的工业转移。

        环境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来，工业源废气占比有所下降，但比重仍然居于高位。这使得许多地区的工业都是空气污染物的重要源头。“遍及全国的‘工业大迁移’使PM2.5等颗粒物的工业源也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李敦瑞说，当废气排放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与其他污染来源相叠加，超过了大气原有的自净和平衡能力时，在适宜的气象因素的作用下，各个地区的大气污染相连成片，大范围、持续时间久的重污染天气便会反复形成。

        他分析说，一方面是产业转移推动形成废气排放集聚地。尤其是重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区域以后，一旦形成集聚，“示范效应”便会显现，这会使产业承接地吸引更多的重污染产业，在产业集聚得到强化的同时，污染集聚也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工业园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成为加剧重污染天气的重要源头。而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也导致大面积重污染天气。欠发达地区环境监管相对宽松，在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叠加的情况下，重污染天气问题的严重性陡然增大。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工业园区的污染问题在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2018年6月19日，第一财经记者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宁夏灵武工业园区就看到，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汽车拆解企业，多个汽车拆解场全然不顾环境保护和生产安全，严重污染当地大气、水和土壤环境，个别企业甚至通过掩埋被污染的地块等手段，应付环保督察。

        “从管理层面上看，工业园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是环境管理的进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比如污水集中处理，可以降低污水处理成本。园区内可以实现循环经济的理念，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集中处理的技术和能力都不是万能的，由于责任不清，导致对预处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实际上带来的是污染集中排放、环境集中污染。”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类工业园区有2万多家。今年10月，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发文，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验收，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也明确要求，今年12月底前，各城市完成重点工业园区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2020年1月起，各省(市)对重点工业园区等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名。对重点攻坚任务落实不力，或者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不到位且改善幅度排名靠后的，实施量化问责。

        李敦瑞认为，当前，应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构建产业转移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城市郊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模式。

        “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不再单纯以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为目标，而是以行政、经济、技术、法规等多种管理方式的运用为基础，构建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综合体系，将工业生态化发展原则纳入园区开发建设的决策主流，落实各项工业生态化政策，实现由末端管控转向全过程、全方位监控。”李敦瑞说。